環境產業正由“污染治理”走向“生態服務”

2019-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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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兩會，李克強總理在人大二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加強生態系統保護修復。推進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保護修復工程試點，持續抓好國土綠化、防沙治沙、水土流失治理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深化國家公園體制改革。”
 
政府工作報告，為未來生態環境產業規劃了清晰藍圖，作為近些年生態環境領域頻頻出現的關鍵詞“山水林田湖草”、“國家公園體制改革”等等，拉開了環境產業的變革序幕，生態服務業將成為環境產業未來的重要業態。
 
多重因素催化變革
 
人類直接或間接從生態系統得到的利益是“生態服務”的理念，“國家公園”是現階段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并在西方國家經歷了長時間發展。
 
按照“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解釋，“國家公園”是指“國家為了保護一個或多個典型生態系統的完整性，為生態旅游、科學研究和環境教育提供場所而劃定的需要特殊保護、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區域。”
 
作為最早提出國家公園概念并最早付諸實踐的地區，美國國會于1916年通過了《國家公園管理局組織法》，在內政部設立管理國家公園的專門機構——國家公園管理局，將幾乎所有重要的、具有國家代表性的自然、文化、風光遺產都納入其保護范圍。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美國國家公園總面積已達319713平方千米,覆蓋了3.6%國土。
 
在我國，十八大以后，伴隨著近些年國家開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保護修復工程試點工程的推進，各地不斷創新舉措，涌現了一批典型的國家公園，成為生態服務產業的核心產品。
 
譬如，在京津冀一體化戰略背景下誕生的“官廳水庫國家濕地公園”;以及在“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精神指引下，落地武漢的長江生態公園。
 
這些“國家公園”的建設理念不僅對標了西方“國家公園”的設計特點，也具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中國特色，通過科學布局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以及山水林田湖草的修復，可持續性和系統化的生態服務，打造人與自然、人與動物、人與景觀和諧共生的環境或人居系統。
 
作為生態服務業的核心產品，一系列“國家公園”的建立將為我國深化國家公園體制改革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生態服務行業的興起，更是實現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政治、技術、社會、產業等多方面的需要。
 
從政治上看，黨的“十八大”以來，實現“人民群眾享有美麗宜居環境”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任務。
 
從技術上看，新時代的技術探索，不僅要求污水處理廠能穩定運營，還需要把穩定運營的效果讓人民感知到，傳遞到經濟可以支撐的范圍中。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新時代下的環境需求是綜合性的需求。因此，傳統點狀供給不能滿足新時代下的生態環境需求。
 
從社會上看，當下環境和經濟的矛盾依舊很深，深化國家公園體制改革，推動生態服務產業發展，是貫徹高質量發展、鄉村振興、精準扶貧，有效實踐“兩山經濟”的上乘之策。
 
從產業上看，從上世紀末國家環保專項整治行動，到近些年水、固、氣三大十條的發布，政策方針雖然是環境產業發展的“推手”。但當地方政府公共預算入不敷出，政府發債和政府融資平臺受到嚴格限制的情況下，許多環保公司失去了造血能力，生態文明與高質量發展需要改變政府投資的模式，以更加市場化的手段推動。
 
由此可見，在多重因素的推動下，環境產業將由“污染治理”逐漸轉向“生態服務”。有研究者認為，未來，“國家公園體制改革”的推進，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將為我國環境產業帶來新變革。
 
重塑產業格局
 
E20研究院院長傅濤認為，過去三十年，環境產業經歷了設備制造時代—工程服務時代—投資運營服務時代，環境產業的配置方式一直不是完全按市場配置，而是由政府配置。大氣十條、水十條、土十條所覆蓋的領域，只有30%到40%直接計入了產業的范圍，未來很大一部分需求還在陸續釋放。
 
嚴格意義上講，傳統環境產業與生態服務業均是政策導向性產業，但與傳統環保行業不同，生態服務業，打破了傳統環保行業的“壁壘”。傳統環保行業以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為主，有著天然的排他性，一個企業簽署了BOT條約后，其它企業很難參與，導致環保企業業務布局呈地方割據態勢，限制了生態價值。而生態服務產業，通過“生態+”的模式，改變了 “政府投資，企業建設”的傳統模式，多方合作、開放共贏，生態價值呈現幾何性增長。
 
從商業角度看，生態服務行業，較少的依賴政府財政補貼，具有更加開放的邊界，讓不同企業作為生態服務主體參與其中，打造了“羊毛出在豬身上”的商業模式，創造了多元化、多產業協同的利潤來源。
 
由于更加市場化的特性，產業活力被激發，作為市場經濟中最活躍的個體，民營企業關于生態服務企業的報道頻頻見報。以億利集團在庫布其沙漠開展的生態服務項目為例，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提供“荒漠化防治,誰治理、誰所有、誰受益”政策，與億利集團合作開展沙漠生態修復。億利以修復后土地作為價值，與具有光伏發電企業浙江正泰展開“平臺經濟”合作，投資光伏電站。據測算，1GW生態光伏每年可發電5.27億度，節約標準煤44.2萬噸，減排二氧化碳117萬噸，防風固沙面積可達4000公頃，生態效益明顯。僅此一項，每年就帶來以億計算的利潤。此外，通過在沙漠地區種植甘草、肉蓯蓉等沙漠產品，作為經濟作物，形成億利健康產業。經過修復后的庫布其已被打造成國家沙漠公園，是4A旅游景區，年均游客達百萬人次，被生態環境部授予“庫布其沙漠億利生態示范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
 
這一成功經驗，逐漸被復制到生態公園項目當中。作為官廳水庫國家濕地公園的總包商，億利集團為生態公園規劃了清晰的盈利藍圖，正積極與地方政府對接，商討后續運營合作事宜。
 
作為新興產業，政府管理體制也要出臺引導政策，為生態服務產業發展方向。譬如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的“誰治理、誰所有、誰受益”政策等。此外，由于生態服務更加系統，區域之間、部門之間聯防聯控和協同共建機制有待加強，生態補償機制也亟待建立健全。
 
傅濤認為，生態服務，需要重新設計生態服務業的商業模式;以生態環境效果的服務作為商業服務模式設計，而不是以傳統服務為基礎來設計，可以很好的發揮生態服務業的優勢。此外，對于企業而言，生態服務要求企業具備系統化解決方案的能力。雖然我國具有龐大的針對“大氣”、“污水”、“土壤”、“固廢”甚至“危廢”處理處置的企業群體，但鮮有企業具備“山水林田湖草”的整體保護、系統修復、綜合治理的核心能力，對生態問題識別不夠準確，因此，在“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理念下，提升核心能力是貫徹落實是推動生態服務產業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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